影视游讯 由莫言原著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在东方卫视播出后引起激烈讨论。周迅的演技备受好评，“40演19毫无违和”、“眼睛会说话”在微博上被疯狂刷屏，而电视剧在剧情上的改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版的写意风格，电视剧中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新增了九儿初恋情人张俊杰、单家大嫂淑贤、县长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戏人物多达58个。对于这部60集的长篇剧作，在接受东方卫视专访时，编剧赵冬苓给自己打了85分，“莫言先生非常放任我们去改编，我们是很大胆地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全剧60多万字一点水都没有，故事非常紧凑、饱满。”

　　转型写“三观不正”的角色

　　《母亲母亲》、《北方有佳人》、《叶落长安》……赵冬苓在刻画女性形象方面颇为独到。但《红高粱》中的九儿，却是她头一个跳脱了“三观正确”的叛逆角色，剧中更出现了九儿给土匪出主意敲诈自己的父亲，及其忍无可忍不得不设计对嫂子反击等情节。赵冬苓向记者坦言，这种全新的创作思路或多或少有受到郑晓龙导演的名作《甄嬛传》的影响，“《甄嬛传》里人物很多都是‘三观不正’，而我过去写的女性形象，一般别人评价都是方正大气。是《甄嬛传》的人物塑造，让我体会到观众可能更喜欢的是那种能力、审美和道德水准和我们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点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观众只能膜拜，就不亲近了。我开始写《红高粱》以后，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把自己端的东西放下来了。”

　　也是因为这样，在《红高粱》播出之前，有看过成片的业内人士向赵冬苓感慨，回顾中国电视剧史，几乎没有一个女性角色和九儿雷同。“她做事那么爽直、那么简单，敢爱敢恨。我有一句很概括的台词，就是她说‘我遇见好人，比好人还好。我遇见坏人，比坏人更坏’。”一句话，赵冬苓对九儿的喜爱溢于言表。在她看来，这个角色的人性特别复杂，很难用好坏来归类定义。就像莫言所说，《红高粱》的文学意义在于解放人性，而这种真实、激烈的部分最能震撼人心。赵冬苓说自己写的时候充满了热情，“会觉得这个人物鲜活起来了。”

　　不仅是九儿，剧中其他的角色均极具个性。余占鳌阳光、阳刚、爷们儿，但也冲动、易怒，匪气十足；淑贤是代表封建传统美德的人物，但为了保住家产继承权，多次陷害九儿；朱豪三为民做事，不惧强权，但是行为乖张，做事极端。每个人物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的闪光点不在于道德的完美，而是家国大义面前，把个人私心退居次位，这样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人物更加鲜活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