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电影《艺术家》收获小金人的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这次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拍摄了一部无比冗长、过于说教的战争电影。
 

　　“我要拍一部有尊严的电影——一幅讲述人性苦难的真实画卷！”这是《苏利文的旅行》中那位拍喜剧电影走红的主人公的台词。这份热情也许能够解释奥斯卡最佳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转型动机：在流畅、欢快、充满魅力的《艺术家》之后，他拿出了新作《搜寻》——一部两个半小时的枯燥、冗长的人道主义长篇大论，一部因不堪自身道德愤怒的重负而失败的电影。这部制作精良的电影是一幅以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为背景的众生相，除了平庸的节奏和存在瑕疵的叙事之外，不厌其烦的说教姿态是其最大的问题，整部电影有佳句无佳章。
 

　　剧本的灵感来源来自弗雷德-金尼曼1948年的同名电影，该片中，蒙哥马利-克利夫特扮演的美国士兵在二战结束后，帮助一个年轻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寻找失散的母亲。本片则把这个故事搬到了俄罗斯入侵车臣一战的前线，这场由一次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激化变成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夺去了数千条无辜的生命。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意图，显然是想让这场相对较少有纪录片和剧情片电影人染指的战争多发出一次声音，并尽可能写实地拿出一部观点明确、具备情感冲击力的作品。
 

　　电影《搜寻》上来是一段手持拍摄的一段五分钟的血腥序曲，该片段从一个俄罗斯士兵的视角出发，在位于车臣边境21英里的一个小镇，他亲眼见证军友残忍地杀害了一对被他们戏称为“恐怖分子”的夫妇。九岁的哈德吉在附近的一扇窗边目睹了父母被杀害的全过程，然后带着还是婴儿的弟弟逃脱了杀戮，选了一户没有被俄军的炮火炸毁的幸运的人家，把弟弟放在了门口。在成群饥饿、疲劳和悲痛的难民中，哈德吉得到了几个善良的人的帮助，最终来到了一个由美国人海伦（安妮特-贝宁饰）经营的孤儿院。海伦试图了解男孩的姓名和故事，但是一无所获。这段悲惨的经历给哈德吉留下了永久的阴影，他从此一言不发，除了吃饭、休息，就是用他受伤、空洞的眼神修理相机。
 

　　哈扎纳维希乌斯早已通过电影《艺术家》证明了自己化沉默为神奇的能力，哈德吉的故事并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但导演对于儿童人物贴心而细腻的把握十分能够打动观众。而当电影张开嘴时，一切就开始变了味，通过过于庞杂的叙事结构和显而易见的对白，《搜寻》向观众传达的是一个无可厚非、但灌输意图太过明显的信息：世界的这个角落迫切地需要国际关注，需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的同情。
 

　　电影的另一个人物卡罗尔（贝热尼丝-贝乔饰），是那些试图告诉车臣百姓“世界没有遗忘他们”的志愿者之一，法国出生的她在车臣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她撰写关于这场危机的详细报道，希望联合国相关机构能够前来进行干涉。卡罗尔非常关心战区的人民，一次她在孤儿院附近偶遇哈德吉，对男孩感到十分同情，于是决定收留他。
 

　　但是与哈德吉的相处比卡罗尔想象得要困难，他始终固执地一言不发（直到电影第90分钟才第一次开口），对于卡罗尔的友好以及有时不耐烦的善意的表现，他渐渐地才表现出一丝温暖、信任和感激。海伦偶尔会给卡罗尔一些与孩子相处的建议，但她并不知道卡罗尔收留的是哈德吉，否则她就会告知男孩的姐姐莱莎。在电影的另一条线中，莱莎始终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弟弟。
 

　　电影还有另一条线——与故事的其它部分最没关联、最没必要的一条：因为持有毒品被逮捕、然后选择服役的俄罗斯青年科里亚。在军营，他经历了一场“全金属外壳”式的暴力洗礼，成为了一台杀人机器。哈扎纳维希乌斯不吝就科里亚的这段经历大肆着墨——恐同的污言秽语、硝烟弥漫的仪式、来自上级军官的身体和语言攻击、士兵必须通过残忍的行径来证明自身价值。看来导演不仅想要展现这场战争的全景，还试图抛出“体制是怎样残害人性”的这一观点。
 

　　然而对于一部最终把所有人物归结为不是悲剧的受害者，就是道德口舌的电影来说，这个情节分支没有起到什么升华的作用。而电影中的卡罗尔可以妥妥地列入第二阵营，这个角色肩负的人物是吸收观众共同的负疚感，把它引向一个积极上进的方向。卡罗尔在跟同事讨论自己将要向联合国委员做的报告时这样说：“这次报告必须发出改变的声音”——随着电影的创作者对人类的冷漠和傲慢发起持续不断的攻击，这无疑反应了他们自身的使命。然而当电影终于来到那个完全在意料之中、且难以让人满意的结局时（电影本可以缩短这个过程，多花点时间把后续说清楚），观众的反应可能不是导演所设想的那种激情昂扬，而是大舒一口气：终于上完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