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李修文以小说成名，曾著有《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多部小说，在持续多年的小说写作之后，他最新推出的作品，是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在此之前，他已经与国内著名的影视公司小马奔腾签约，担任其编剧和监制，这部《十送红军》的剧本一经问世打破了中国红色题材电视剧叙事的天花板，本剧导演毛卫宁评价：“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主演刘威看完剧本后情不自禁的说，“这是神一样的剧本。”
 

　　记者：你在《十送红军》里采取的是一种好莱坞式的讲故事的方法？比如第一个故事里革命与血缘的冲突，第四个故事里那对如父如子的红军战友，还有过草地时那群癫狂的红军、第五个故事里孤身寻找队伍的女红军，他们和传统的红军叙事相比，都非常的好莱坞化，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吗？

　　李修文：岂止是有意为之，简直是殚精竭虑。写这个剧本，我几乎每天早晨都是在巨大的焦虑中被惊醒的，说白了，就是吓醒的，怕写不下去，因为这部电视剧本质上是十部电影，我要选择十种人物关系，十种故事形态，而越往下写，新鲜人物和新鲜故事的可能性越小，因为你不能重复之前写过的东西，一旦确定了新鲜的素材，又可能受制于红军行军的具体情形，就是说，在这一段行程里，我所设计的故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写作之前，我做了许多准备，查阅了无数资料，也数次去故事发生地实地感受，但最让我庆幸的，却是我一直视确定故事模型为第一任务，所以，在类型上，在气质上，我受了许多好电影的启发，比如女红军找队伍那个故事，它受到过《豺狼的日子》的启发，故事自始至终，主人公的动机，以及她的动机将要遭遇到什么样的难度，都是一目了然的，但观众看什么呢，就看主人公是如何像一条鱼儿或者绕开或者撞破那些渔网的，和《豺狼的日子》不同，这里的人物是个做恶梦都会叫“妈妈”的女红军，所以，这种设置加之于人物构成的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也就更加强烈了。还有过草地那个故事，一开始我就想，咱们这一次能不能别写得苦哈哈的了？至少也得写个笑泪交织的故事。正好我读资料时发现，红军当时在草地上挖到的许多食物毒性都很强，有一种蘑菇吃了之后五官都会变形，所以，我顿时就确定了主人公的形象：一个五官被毒蘑菇毒成了整整一张笑脸的人，他现在必须面临天底下最悲惨的遭遇，最后，既然命运无法更改，他只好吃下更多的毒蘑菇，去战斗，去癫狂，好让自己的死去匹配、去对得起自己的这张笑脸。但故事的气质是谁给的呢？是我看过的一部抗癌电影，名字记不住了，但有一幕我总是没忘记：主人公去医院拿药，却误服了毒品，飘飘欲仙，走在医院里就像是走在仙境里，他夹杂在巨大的癫狂和悲惨的真实处境之间，既难过，又开心，既绝望，又忍不住的高兴，进退维谷，左右不是，又左右都是。最终，我把这种气质加给了那个被迫当了笑面人的主人公。

 

　　记者：在你的笔下，情节和气质孰轻孰重？

　　李修文：比翼双飞。我的搭档胡坚教导过我：每一场戏都应该有两种功能，一为推进情节，二为建立气质。但我也还得给他补充一句，这二者都是为了建立人物服务的。不夸张地说，你看看，这些年中国的好剧，几乎全都是人物剧，张大民、许三多、余则成、甄嬛、李云龙，乃至还珠格格，有人憨厚，有人狡猾，有人算账，有人不算账，但这些戏全都是人物的历险记，这些人物全都是代替观众去冒险的人。
 

　　记者：《十送红军》的人物塑造确实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再是庞大的烈士数目中的一个，而是成为了有血有肉有梦想有缺点的人，在写人物时，你会首先注意什么？

　　李修文：这个问题每个编剧大概都有自己的标准答案，我的感受是，人物的特点是好抓的，但使之成为在运动的任务线中不断深入的人物特质则并不容易，它不是挤眉弄眼、插科打诨或一两句口头禅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情节和气质的准确配合，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当危机来临时，他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是软弱还是嘲笑？是迎上去还是往回缩？当他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构成了一致性，我才觉得找到了建立人物特质的可能。写人物时，我有一个给自己下的死规矩：他必须是左右为难的人。说到底，不是在吃饭说话的人物就叫人物，而是在困难中进行选择、突破障碍的人物才叫人物。人物的危机无非来自两种，一是世界冒犯他，一是他冒犯世界，如果双方停止冒犯，那这个人物就已经死了，无效了，那么，他的哪一个部分在冒犯世界？是他的呆傻还是聪明？是他的正义感还是他的小算盘？所以他的动机又特别重要，许多时候，我们看似是在写人物，实际上写的是人物的准则，是准则的坍塌和重建最终成为了人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