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为何会写出《十送红军》这样一部主旋律作品？作为一个曾经写出《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的作家，这两种作品的类型差异似乎比较大？

　　李修文：这是一个能力问题，而不是一个选择问题，首先，我已经决定了做编剧，剩下的就是我能不能写这个题材了，我以后还会写古装，写家庭伦理，这是编剧身份下的职业选择，而非个人审美和价值观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重要的是，《十送红军》是一个约定，他是已经去世的小马奔腾董事长李明心中的一个梦，替他圆了这个梦，我觉得非常骄傲，尽管他再也看不见这部电视剧的播出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来武汉找我，他告诉我，他想做这个，我想了不到两分钟就告诉他，我能做，随后他便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许多次我都会想起这一幕，总是禁不住黯然神伤。

　　记者：作为一个小说家，踏上编剧之路你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李修文：和所有初出茅庐的编剧一样，我遇到的轻视、欺骗一点都不比别人少，写几十万字拿不到一分钱、合同签了白签、制片方要我赶紧滚蛋，这些事情我都遇到过，但不必太放在心上，写得好就有尊严，写得不好就没有尊严，这种尊严是自己给自己的，跟别人的羞辱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你不自弃，你最终总会等到欣赏你的人，做编剧，如果你不能跟欣赏你的人合作，我劝你还是掉头就走。我的情形可能跟其他做编剧的小说家略微有些不同，我是自小就喜欢戏剧的，有几年，我几乎可以将《世界电影》杂志上发的电影剧本倒背如流，所以老实说，在专业上，我遇到的障碍不大，觉得最困难的，还是沟通，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你和一个导演沟通了无数次，但始终都是自说自话，你们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就像打乒乓球，你打过去，他又打回来，创作其实从未真正推进——这个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写电影剧本时尤其困难。

　　记者：《十送红军》到底在写什么？在宏大叙事汗牛充栋的今天，再拍一部《十送红军》的价值何在？

　　李修文：长征既是历史，也是神话，几近于圣经里的《出埃及记》，历经如此繁杂众多的解读和传播以后，长征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渐渐简化为了领袖的长征，就像我们几乎只知道《出埃及记》里领袖的名字叫摩西，但是，这是不完整的，这支队伍里不仅有众神，更有众生，未经神话的那些战士、那些生命个体是什么样的？用里尔克的诗来说：“如果他叫喊，谁能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他？”我着迷的是这个，我能在几十年后听见他们。我想，《十送红军》写的就是：战争炮灰的心灵史，无名战士的赞美诗。至于它的价值，我首先希望它是一部好看的剧，这是我的本份，也应该是它的第一价值。

　　记者：那么你在乎电视剧的教化功能吗？那种“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你看来今天还需要吗？

　　李修文：当然不否定，但电视剧的第一属性还是娱乐，所以，在我看来，满足观众的戏剧需求才是最迫切的，我经常在一些剧本讨论会上听到有人说，你们说得不对，真实的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每次听到这样的论调我都头大！天知道你以为的历史真实究竟是否是真实？即使你以为的历史真实成立，且慢，我们写一个戏、拍一个戏，是为了证明历史吗？我觉得不是，我认为是带观众投入情境、展开冒险、产生感受，而不是为了证明一段历史的真伪，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至于“文以载道”，我们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好莱坞几乎所有激动人心的主流大片，都是所谓的左派故事，都在强调泯灭自己为正义、为集体、为国家而献身，《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勇者行动》，等等等等，概莫能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以载道”是否必须，而是在这个框架下你的能力是否能够达到，跟人家的故事比起来，我们的差距堪称遥远，先把能力问题解决了再来谈是否必须的问题吧，这就好比如一个有作恶能力的人送出的善意才是更值得信任的。

　　记者：在雷剧盛行的年代里，你觉得你所秉持的这一套方法论是有效的吗？在你心目中，哪些编剧是你尊敬的对象？